罗劲昨晚来信告知，林老师于6月3日晚11时仙逝，并定于6月8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非常遗憾和抱歉，我这个学生身在海外不能参加林老师的葬礼，仅以此篇短文，表达对林老师的怀念之情。

认识林老师是1991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二年级，并希望能够继续深造，读取博士研究生。当时，全国的心理学博士生招收点仅有心理所、北大、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和首师大等几个单位，每个博士点招收的生员数目也少，一个老师一般带一个学生。那时候，信息不像现在这样通畅和丰富。好在我参加了焦书兰和纪桂萍老师及何海东在西安做独生子女儿童的调查项目，他们对心理所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鼓励我报考心理所。虽然大方向有了，但具体报考哪位老师和什么研究方向呢？

也是机缘，那一年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会的年会在陕西师大举行，林老师做了大会报告。经欧阳仑老师介绍，我专门拜会了林老师并表达了我希望继续深造的心愿。林老师当即鼓励我好好准备，并详细地介绍了所里有哪些博士生导师，希望我能自由选择。当然，他也非常欢迎我报考他的研究生，并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让我参考。最后，林老师还详细地介绍了博士生考试的科目及相关参考书。非常幸运，1993年我正式成为了老师的学生。

博士生学习阶段，我实际上很不适应，博士生需要独立地完成一个科研项目的全过程，经过选题、预实验、开题、正式实验、论文写作到答辩等，因为博士生的培养目的就是将来能成为一个细分领域的专家及一名合格的研究人员。林老师根据我的学习背景，给我安排了具体的学习科目和书目，尤为强调我必须参加王甦老师在北大开的认知心理学课程。在学习期间，林老师总是鼓励居多，论文完成也算顺利。但在博士答辩会上，王甦老师围绕数据分析方法的问题，展开一步一步的追问，后来我只能承认我没有考虑到。从答辩会上下来，我极其紧张，感觉无法通过论文答辩。这时候，是林老师跑出来，安慰我说，王老师的严格是出名的，你答辩的很好，不要紧张。尽管后来论文答辩还是通过了，我也开始了在高能物理所博士后的工作，但始终不愿再碰与论文相关的工作。1997年，林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鼓励我说我的工作还是不错的，希望我能整理并发表。我补充了数据分析的方法，文章也顺利地在《心理学报》发表了。我能从一个懵懂学生，一步一步艰难地完成博士生的学习，与林老师的鼓励指导和帮助分不开。

上学期间，我们学生的办公室就在林老师的对门，林老师的办公室总是满满的，有许多仪器和实验纪录。有一天，给林老师汇报完工作，他看见我好奇地看着办公室的几件仪器，就笑着说，知道这些是什么仪器吗？我摇摇头，他说，这是速示仪，你们现在喜欢用电脑，但显示器的速度有时候还太慢，在需要快速呈现刺激材料的时候，这个还是有用的。另外，将来学生在学习实验心理学史的时候，他们也是需要看看实物的；这个是色差计，林老师说着并拿了起来，对准书柜，说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测量物体的表面色，接着林老师又说，他和所里的其他同事就是拿着这台仪器到毛主席纪念堂测量肤色的呢。随后林老师还给我演示了其它几种仪器，不一而述。后来我才知道，心理所原来有一个颜色实验室，项目结束后，林老师舍不得这些仪器，考虑将来会有用，就都保留了下来。林老师退休的时候，这些仪器就都转到了我的名下，大约有十几件。有一次，傅小兰老师的博士后在实验中还真借用了色差计。直到现在，我在工作中还有收藏保存仪器的习惯，这与林老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

在生活中，学生和老师的交集很少，但也有和林老师下班从北沙滩一块骑自行车回中关村的经历，还记得林老师那时骑一辆28型的横梁自行车。当然，偶尔也有学生出力服务的时候。那时候，互联网开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林老师的儿子孝敬他一台笔记本电脑，林老师想上网，这样可以方便用电子邮件和国外的亲属和同事联系。我虽半路出家却得到了老师的信任来帮着做这件事。还记得林老师拿出一个小本子，认真仔细地将如何用调制解调器拨号上网，一步一步地记下来，以及遇到了可能的问题如何处理等。到午饭时，林老师说我们一起去吃饭。在附近的一个餐馆，点了好多菜，我连说吃不了。餐后，老师将菜都打包，荤的给我，素的林老师带走。这其中的心意，学生是铭记在心的。

2002年出国工作以后，就没有机会见到林老师了，一来我回国的次数不多，另外林老师也时常回广东。2007年回国，罗劲说林老师刚好在北京，李娟也刚有宝贝不久，我们学生们应该去看看林老师。远远看见罗劲搀扶着林老师过十字路口，非常感动和高兴。林老师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包中取出《林仲贤文集》相送。席间，林老师鼓励我早日回国，为国家贡献。

老师是辛勤的园丁，用自己的知识和言行教育影响着学生。现在学生们都成为老师了，我也决定回国报效。将老师的治学精神发扬光大，是我们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2007年10月摄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