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时，我正六岁，随母亲从广州逃难回到故乡——广东恩平。我进入村子附近的一所小学——塘库小学念书。我学习勤奋，成绩经常名列前茅，颇得老师们的喜欢。抗日战争的国难时期，农村的生活很艰苦。为了支援抗日，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学校组织学生到各村子去募捐。我年纪虽小，也跟着去了。我们一个村又一个村地走过去，唱着抗日救亡歌曲。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几乎天天从我们学校头上飞过，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就开始种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我看见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演的抗日爱国话剧，当他们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流亡革命歌曲一个个都哭了时，我也流出了眼泪。

　  1943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县城的恩平中学。我的国文成绩很好，是考生中最高的一个。后来我的作文也经常被张贴在校内的墙报上。上初中二年级时，我被推荐参加全县举行的中、英、数三门课程的比赛。原以为可以获得一份奖品，听说因为经费困难，奖品便不了了之。1945年好容易盼来了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举家迁回广州居住。父亲在广州自来水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家四口（连同我妹妹）靠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勉强度日。父亲原想让我上职业中学，说这样出来容易找工作，但我不想过早地出来谋生，我希望能够上大学。与父亲争论了一番，父亲还是让步了，我考进了广州四邑华侨中学。我学习成绩好，兴趣广泛，不仅喜欢读书，对体育活动很感兴趣，篮球、乒乓球都打得很出色，经常代表班级和学校外出比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高中也毕业了。报考了几所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以及金陵大学都先后录取了我。我当时还弄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是在哪个方面。我先在中山大学农学院林学系读了半年，后又转入岭南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一学期。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农、工科，而是对人体科学感兴趣。说来偶然，一次我读了一本心理学书，觉得心理学是一门深奥而又饶有兴趣的学科，这门学科要揭示人类最复杂的精神现象——人的内在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规律。我于是开始广泛阅读心理学的一些书籍。为了进一步探索这门学科的奥秘，1951年我毅然放弃了工科的学习，考入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心理学。1952年我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继续学习。在大学四年，我修读了心理学、哲学及生理学的许多课程，这为自己后来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而牢固的基础。

　  1955年我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研究所只有几间平房，30余人。在研究所受到当时任副所长、留英回国的著名心理学家曹日昌教授的指导。他对我要求严格，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如何查阅文献、进行科研选题以及养成写文献资料卡片的习惯。1962年通过考核提升为助理研究员，1979年任副研究员，1985年任研究员。我先后担任研究室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心理学报》主编、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等职务。1993年10月我当选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繁重的行政职务及社会工作虽然占去了我不少时间，但我一直坚持站在科研工作第一线，经常与大家一起进行科学实验与调查，亲自掌握第一手的研究材料。

　  我长期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对心理科学实验有着执着的追求，“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四人帮”的插手，心理学被作为一门伪科学受到批判，全所人员下放干校劳动，但我坚持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在干校劳动期间，我联合几位观点相同的同志，上书中央领导，建议恢复中科院心理所。此事受到重视，1972年心理所开始恢复重建。20年过去了，心理所现已发展到160余人的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心理学研究机构。

　  我曾多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先后出访过美国、澳大利亚、苏联、比利时、德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介绍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情况，受到热烈欢迎。

　  我除了进行日常的科研工作外，还招收博士生进行指导与培养。我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我常对他们说，做学问是严谨的事，不能有半点马虎与虚假，不能急于求成，要善于一点点积累资料，还要善于总结，善于提出新思想、新见解。现在的工作条件比我们当初时要好多了，有专门的一幢六层的实验大楼和各种现代化设备。我指导过的学生中有的在国外继续深造，有的在科研工作中已挑起重担成为骨干力量。我国心理科学事业，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日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我很高兴选择了这门学科作为我终身的职业。

　　　　　　　　　　　　　　　　　　　　　　　　　　　　　　　　　　  （选自《林仲贤文集——流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