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联仓先生曾重复患脑血栓，使他的言语思维障碍逐加严重，他已病了很久，为了不打扰他 没有和他见面，我（赵莉如）逢年过节向他的老伴季楚卿先生通个电话问候。日前得知他去世（6月17日）的消息，虽在意料中，但仍感到震惊！不禁思绪联翩，想起了徐联仓先生健在时曾开玩笑地对我说：“等我死了，找你给我写生平”。我和他同事多年，往事犹在眼前，遂命笔写下这段回忆，即当作我为他写生平的承诺吧!

徐联仓先生＂ 白手起家＂重新恢复心理所
——回忆我与徐联仓同事在一起工作的日子

　　回溯中国第一个心理研究所建成的历史，我认为曾有过三次“白手起家”的经历：第一次白手起家是1929年，唐钺先生受蔡元培先生委托创建了中央研究院心理所（现中科院心理所前身）。他从筹划、购置图书杂志、仪器设备，选址、聘人等至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心理研究所。1948年底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心理所留在大陆，1949年10月该所取消，人员并入医学所筹备处（上海生理所前身）。

　　第二次白手起家是1950年，曹日昌先生在丁瓒先生的首倡下，重新兴建了新中国的中科院心理所。从筹备、组织人员，找所址、购买图书仪器至开展实验研究，建成我国唯一的心理学综合性研究所。1966年“文革”十年浩劫，心理学遭到灭顶之灾，心理所被“砸烂”。1969年全所人员被下放湖北干校及基层单位。

　　第三次白手起家是1972年徐联仓先生和下放干校人员回北京，在“没房子、没设备、没经费”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保留和恢复了心理所。我认为这次的“白手起家”并不亚于前两次的艰辛，甚致有过之无不及。徐联仓先生功不可没，贡献卓著，值得称颂。现在的流行语是大加“点赞”。

　　徐联仓先生生于1927年9月7日，浙江海宁人。1947年在南开大学学习，1949年转入清华大学心理系继续学习，1951年毕业至中科院心理所从事研究工作，1958年至1962年留苏获副博士（等同西方博士）学位。上世纪50年代，他从事劳动心理学研究，曾与冶金系统作过事故分析，与一机部协作进行操作合理化研究等。记得1955年我初到心理所与他相识时，他是两名青年科研人员党员之一兼任团支书。当时他正忙于学习俄语准备留苏。1958年我从个性组被调入感知组（改称劳动心理室）和他同在一个研究室，当时我在电子管厂和石景山钢铁厂进行操作合理化工作，经常向他汇报交流情况，得到他的指点。此时他在第一机床厂进行冲模自动化，利用＂原型启发＂的创造思维研究。获得丰硕成果，成为我们向他学习的榜样。不久，他即赴苏留学，从事有关装配线传送带生产中的劳动心理学研究。1962年回国后，他应用信息论的方法与理论进行对工程心理学问题的开创性研究，还担任生物探空火箭等科研任务。我记得他在东观音寺（后改称东冠英胡同）实验室里搞了一个约有2立方米上小、下大，圆锥体桶状的东西（当时保密不知何物），后来知道是他按照我国第一个载人宇航计划和动物上天的联合实验模拟舱模型。这个时期他先后任室主任和所党委成员，已是心理所科研及其组织领导的主要骨干。此时期我己不搞劳动心理到记忆课题组，从事记忆方法的研究，并兼任所业务秘书工作。我有问题仍常向徐联仓先生请教，他有问必答，很平易近人，也乐于助人。1964年我们还一起去山西洪洞县马头公社搞＂四清＂，我们都是该公社下各生产大队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常聚一起开会交流情况，我和他己十分熟悉。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年9月全所大部分人员被下放到湖北潛江“五.七”干校，我和少数人员被下放“五.七”幼儿园。1972年徐联仓先生与心理所的一些同志联名给总理联络员刘西尧写信反映情况，要求恢复心理所。5月，他和全所人员回到北京，当时没有房子，没有设备，没有经费（除工资外，院里毎月只拨18000元行政费），因为1970年7月14日心理所被正式宣布撤销，已经消除所籍。大家只得临时落脚在西颐北馆的一间大房子里（院图书馆的仓库）组织学习班，成立临时党支部。徐联仓任副书记。他带领大家首先解决心理所存留问题，进行总结历史经验和调查访问研究。对心理所过去17年来的研究工作成绩与存在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出1969年由工、军宣队和革委会制定的《体改方案》混淆了政治与学术问题的界限，对过去的工作采取了全盘否定态度是错误的，这在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是需要??气和冒风险的。徐联仓先生根据大家的调查和了解实际需要（在京内外调查访问了有关研究机关、工厂、大中小学、医院等40多个单位和一些专家）及国际情况的基础上，于1972年9月26日向中科院提出“保留心理所”及开展研究设想方案的《请示报告》，这份由他主要执笔的报告于1973年1月6日被中科院批准同意保留。由此心理所在中科院有了“非正式户口”有人戏称“黑户口”。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徐联仓带领大家为心理学求生之道走出的第一步，先争取到“保留心理所”就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是他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于1972年8月，也从“五.七”幼儿园调回心理所，即在徐联仓先生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心理所保留后，在没有实验室和实验设备的困难情况下，徐联仓先生竟然敢于接受国防有关激光防护问题的紧急任务，采取与外单位协作的办法，没有动物房把猫养在厕所里，抱到別的研究所做实验，努力完成任务，获得嘉奖。1975年全所的科研工作己有所进展，但仍受极“左”路线的干扰，研究方向任务处于摇摆不定，徐联仓先生适时地（以心理所临时党支部名义）向院领导写信，争取胡耀邦同志来所，他当面向其汇报情况，请示解决方向任务问题（我当时负责记录）。胡耀邦同志指出了四项具体任务外，鼓励大家??于攀登心理学高峰，通过自己实践不断明确方向任务问题。此话意义深远。

　　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迎来科学的春天，徐联仓先生借此春风，给院领导核心组写了恢复心理所工作的报告和补充报告，说明心理所当前批判“四人帮”对心理学工作的干扰和要求切实解决的问题，报告强调心理学在国际上发展很快，而我国心理学基础薄弱，并受“四人帮”干扰发展更加缓慢，且人员少、年龄大，无新生力量，希改变现况，解决领导班子和所址问题。报告呈上后，于1977年6月24日，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恢复心理所是很必要的”通知。心理所终于重新恢复，在中科院取得了正式户口，有了所籍。徐联仓先生的功绩巨大，应当浓墨重笔特写下来，载入史册。

　　这时，潘老才恢复所长职务，徐联仓任副所长，即于1977年8月16一21日主持召开了《全国心理学学科发展规划》座谈会，会议制定了心理学学科发展规划，促进了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这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继之，9一10月间，徐联仓先生参加和制定《全国自然科学学科发展规划》会议，规划中心理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心理所可承担多项工作（如脑的研究中一些课题）。根据上述两个《规划》，于1978年8月由他又制定出心理所1978一1985年的科学研究规划，使心理所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有了明确的实现目标。

　　与此同时，心理所是中国心理学会的挂靠单位，在潘老和徐联仓先生领导下，心理所担负起恢复全国心理学会的任务，学会的具体工作由所业务组办理，当时我在徐联仓先生的直接指导下，组织主办“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专业学术会议。记得在1978年5月，徐联仓先生和我坐飞机先遣到了杭州，在杭州大学陈立校长的支持协办下，举行了全国学会首次恢复会议，1978年底（在保定）和1979年底（在天津）组织召开两次学术年会，起了团结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和促进全国心理学的恢复和发展作用。

　　在徐联仓先生重新恢复心理所的功绩中，还应包含他费尽心思建成了心理所的实验大楼，实现了大家久盼的“所址”梦想。自1972年从干校回北京后，长期没有实验用房，一直栖息在中关村福利楼三层上（下面是饭馆和面包房）和西颐北馆临时建的十间简易平房，徐联仓先生经过多方争取，克服重重困难，在他任所长（1985年）期间，终于确定在北郊（北沙滩）买地围墙、动工兴建心理所的实验大楼，其建造方案是徐联仓先生参考他从澳大利亚访问时带回的设计图纸结合他自己的设计思想而成的。他说：“心理所实验大楼应是我国也是亚洲最大的心理学研究机构，我们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使用的特点与长远发展的可能，尽量使这一建筑功能运用与美观，同时也做到节约”。1987年底竣工，翌年全部入住使用。大楼外观严整，方方正正，呈银灰色，四周留有足够的绿化用地（现在东侧和南面均己建了新楼）。楼内桌椅等的配置也是经他亲自精心设计，如报告厅的各排长桌，选用罗马尼亚木料，涂透明漆显出原木花纹，光泽明亮，色彩调和，有他的独到审美意识。

　　徐联仓先生为恢复心理所建造实验大楼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无数时间，确是严重地影响他搞学术研究，他曾告诫他人：“一定要专心干科研工作，不要为搞行政管理工作耽误了学术研究”。这是他的亲身经验感受。但是我认为徐联仓先生是中国管理心理学（包括劳动心理和工程心理）专家，他对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重新恢复，使心理学研究起死回生的重大贡献，要大大地胜于他所发表的学术论著。众所周知，在那种严酷的形势下，他为心理学事业和心理所寻找求生之道，得以恢复发展。没有过去这段艰辛历史，就不会有今天的辉煌。我们应永远铭记在心！

　　1982年初，我被调离所业务管理部门，回到研究室（理论室），该室在潘老亲自指导下研究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心理学史，命我开展研究“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课题。由于我干了十多年的业务行政工作，耽误了学术研究，虽说“亡羊补牢”，毕竟“为时已晚”，当我在此困境下，徐联仓先生伸出援助之手，帮我打开了一条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通道，令我终身难忘！我开始探讨西方心理学何时传入和引进的问题时，发现我国第一本汉译心理学书与日本第一本日译心理学书可能皆译自同一美国著者的心理学原著，因没有日本译书资料相对照，尚无法确凿证实。正好徐联仓先生去日本出席心理学会议，经他与当时日本心理学会萩野原一会长见面，特向其询问此事，引起日本心理学界的兴趣和重视，随为我联系了日本大学心理学研究室专门研究早期日本心理学史的专家儿玉齐二教授。从此，我和儿玉教授开始了研究交流，儿玉在日本申请了学术研究基金，我们开展协作有关中日心理学史中的早期西方心理学传入和引进的系列课题，为此我曾两次赴日进行学术交流，儿玉也多次来北京（并到上海、南京）考查交流。我每次接待儿玉到京，徐联仓先生都亲自陪同，这使儿玉感到十分荣幸，我也深感徐联仓先生对我的工作莫大地支持和重视。我和儿玉的学术交往，从1982年延续至上世纪末将近20年之久，我沿着徐联仓先生为我打开的这条通道，获取了翔实史料的研究，填补了我国现代心理学史早期历史的空白。

　　在我退休（1990）前后，出版了我写的《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史》（前者所述限于明末和清末民初至解放前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形成发展；后者所述解放后，心理所是我国心理学界的一个缩影，代表了我国心理学发展的趋向、概貌。是前者的续集）。徐联仓先生为此两书写了序言，给予我充分地肯定，他认为早期的历史阶段“我们知之甚少，但对我们认识中国心理学史却是十分重要的”、“这本著作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还特别指出我发掘的早自明代刊印的书中传播的西方心理学思想，“使我们大开眼界，把过去对西方心理学思想传入中国的时间概念向前推了两个世纪”。他还说我发现中国第一本心理学译书的考证很有价值，以及解放前和解放后我国心理学发展的艰苦奋斗的历程提供了最翔实的写真。徐联仓先生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增加了信心，在此基础上我于1996年主编《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杨鑫辉总主编《心理学通史》五卷本中第二卷，1999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获省级优秀图书奖，2010年收入《中国文库》）。徐联仓先生赞许我“在中国心理学史方面还是做出了成绩”，这是与他对我的帮助分不开的。

　　徐联仓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作为他的下属，长期在他手下工作，我认为他的品德的最大优点是宽容，在工作中，我向他提过反对意见，甚至“文革”时，给他贴过大字报，事后，他从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反而使我感到内谴。还有他对我十分信任，认为我做事认真，如我写的有关上报文稿信件等他很少改动，我觉得这是他对我的相信与尊重，这也训练了我独立工作的能力。我现在也己到耄耋暮年，回想往事更加对他怀念和感恩!如今他永远离开我们走了！

　　挥手遥祝，一路平安。清风明月，飞升天阙。魂兮安歇，永享㝠福。风范长存，名垂千古。众望殷切，家属节哀。

赵莉如
2015.6.23
写于会城门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