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恩师徐联仓老师去世的噩耗，我正自驾在外地采风。在前几个月里，我去探望过徐老师几次。虽然看到他憔悴的病体，我已有种不祥的预感，但噩耗的到来还是搅得我悲痛万分，思绪不宁。我把车交给老伴驾驶，立刻掉头返京。一路上，我坐在一旁，任由心猿意马，往事就像一幅幅画面，喷涌而出。 

　　我第一次见到徐老师，还是在北师大读硕士研究生期间。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徐老师应邀到北师大作一个管理心理学的讲座。前来听课的师生将一间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徐老师刚一露面，就给我们留下儒雅、时尚的深刻印象。当时，徐老师身着一件粗呢西服，没有系领带。如此着装在当时还非常罕见。课后不少同学还兴奋地议论徐老师的儒雅风度。讲课中，徐老师没有使用板书，而是用当时还不多用的投影幻灯，讲授中一张一张地换胶片，从容不迫，思路清晰。可我笔记记得却很感紧张，觉得内容很丰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管理心理学，很开眼界，兴趣高涨。课后，我很想跟徐老师交流下自己的心得，怎奈徐老师一下子就被七八个听课者团团围住，无法靠近。 

　　几年后，我决定报考徐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报名后，我很想见徐老师一面，摸摸考试的底。那时通讯联络很不方便，我没法事先与徐老师约定，只能骑上近20公里的自行车到心理所撞运气。还好，第二次去就遇见了徐老师。只见徐老师坐在刚落成的心理所新建的实验楼大厅里，正同车宏生同志交谈着。老车我在北师大相识，与我同一届，1982年毕业考入中科院心理所硕士研究生，是徐老师的学生，当然也是我的同门师兄。我站在一边，等着他们交谈完。交谈中，我听到徐老师称他“老车”，不觉心头一热，又一紧。一位师长，对自己的学生以“老”相称，可见师生间相处得多么平等！可是如果老车也报考的话，那可是我的强大竞争者呀。他们谈完事，我立刻先同老车寒暄了几句，徐老师就在一边看着我们，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得知老车没有考博的打算，我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转而向徐老师作自我介绍。我原以为徐老师会问我很多很专业的问题，可是他只是简单问了我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方向，现在做什么工作，就歉意地对我说，我马上还要开会，你回去认真准备吧。第一次面谈，就这么短暂、轻松地结束了。徐老师谦和的姿态，平易的话语，使我一下子信心满满，感觉前景无比灿烂。 

　　考上博士生后，徐老师为我指定的学位论文选题，是工作意义的国际比较。两年前，美、德、日等8个国家的学者组成国际合作组刚完成这样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徐老师希望我拿出中国职工的数据，参加国际合作组的合作研究。从未有过这方面知识积累、研究经验也不足的我，立刻无知无畏、照猫画虎地干了起来。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中国职工数据的因素结构与国际合作组的不完全一致！那些日子里，徐老师和我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解释这种不一致。我固执地认为，我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要有问题也是国际合作组开发的工具。我甚至负气地顶撞过徐老师，不过徐老师并没有计较我的不敬，而是一再启发我，再好好想想……。 

　　那时，国内的互联网通信还很稀有。中科院也只有几个单位开通了电子邮件业务。一天，徐老师要我帮他去软件所发一个电子邮件。我拿过用铅笔认真誊写过的手稿一看，是发给国际合作组牵头的美国和德国学者的，大意是中国数据的因素结构与其他八国的不尽一致，正在寻求解释，也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中国数据因此暂不参加国际比较。徐老师等我看完后问我，这么写行不行？如果同意就发出去。手捧着徐老师的手稿，我当时感慨万千。我想的只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维护自己的努力，而徐老师思考的却是寻求如何解决问题，以及对国外合作者所承担的责任。对于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徐老师总是这样，平等地同我们讨论，认真倾听我们的不同意见，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是用商量的口气，从不以势压人。就这样，徐老师凭着他的丰富研究经验和担当精神，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