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被永远定格在2015年6月17日6点30分，我的恩师——徐联仓先生就这样静静地走了。由于连续多日加班，当听到这一噩耗时，本已神情恍惚的我，一下子便失去了站立的力量。 

　　回溯以往，徐先生的儒雅音容历历在目，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我却无言以表。这可能就是最亲近之人远离我们时的一种不自觉吧。不过，我今天依然要强打精神，把我拜在徐先生门下以来所经历的一些难忘片段说出来，以示对徐先生的追思和怀念。 

　　若隐若现的“心灵感应”。就在徐先生去世的前两天，很晚才从单位加班回家的我，突然与我爱人谈起徐先生，由于我一下子记不太清徐先生是1927年生人还是1928年生人，特意请她查查徐先生的简历。另外，一个月前应朋友之约，我在一篇小文章中特意提到了徐先生在领导行为理论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以示对他的思念。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觉得有点玄妙。为什么？难道徐先生要离开我们真的有征兆？我思来想去，若有所悟。一来可能是徐先生在责怪我已有几个月没有去看他了；二来也有可能是我们师生之间犹如父子般有种心灵感应吧。当然，就我与徐先生20多年的师生情谊来看，我更愿意相信是第二种原因。 

　　徐先生面像酷似我父亲，初次见他时全无紧张。距离徐先生离世前整整22年，记得那是1993年6月16日上午，我接到心理所刘浙华老师的电话，让我尽快赶到徐先生家去接受博士生面试。放下电话，我就匆匆打了辆面的赶往徐先生家。要说平时身体很棒的我，可能是因为刚刚在火车上站了2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好，待我赶到徐先生家门口时，我居然晕车了。就当时那种身体状况，我知道，是无法参加面试的，即使能勉强参加，也不会有好结果。无奈，我只好在徐先生家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半个多小时后，才战战兢兢地按响徐先生家门铃。这是我第一次面见像徐先生这样的大专家，实在有点紧张。没想到，我一进门，这种紧张就自然地彻底消失了。因为我第一眼见到徐先生时，就感到我父亲的面像与他太像了。况且，徐先生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儒雅，对人是那么的彬彬有礼。似乎命里注定我要成为徐先生的学生，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面试进行得很顺利。当面试结束，徐先生送我出门时，他反复叮嘱我：“不要着急，在家看看书，安心等通知吧”。 

　　做一个优秀学生是我的终生追求。能成为徐先生的弟子，是我一生的幸运，但总觉得自己要成为一名优秀学生还有很大距离。早年，为了跳出农门，减轻家里负担，我初中毕业时，就以很好的成绩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无缘大学基础学习，在科研方面更是缺乏严格训练。说实在的，不管我多么努力，毕竟我是自学的，与那些正规院校培养的学生还是存在差距的。但是，徐先生不仅没有嫌弃我，反而给我许多鼓励和肯定。1986年，我在湖南一所煤矿子弟学校当小学老师时，通过报纸上的广告，知道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并报名参加了心理研究所开办的心理学函授大学学习。函授大学为我提供了一套由心理研究所多名著名心理学家编写的教材，从其中我知道了徐联仓先生和他主持编写的《组织管理心理学》。在参加函授大学学习期间，我多次给徐先生写信求教，并表示期望能当他的学生。他每次都能在百忙中给我这位未曾谋面的懵懂青年及时回信。他的每次来信，都给予我这位身处偏僻山区的小学教师以无限的希望和巨大的动力。后来，因为他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我也就未能如愿提早来到他身边接受教诲。考虑到我曾经系统自修过大学哲学系课程，又有良好的一定数理基础。因此，在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就选择了普通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方向。这种选择尽管能很好地训练人的理论思辨能力，但是，与徐先生重在实证研究的管理心理学方向是不一致的。为了报考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我在徐先生的直接指导下，除努力学好硕士专业课程、广泛阅读各种经典图书外，就到大学心理系旁听实验心理学、教育与心理统计等课程，在大学数学系选修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高级统计学等课程，还尽可能把国内出版的管理心理学或组织行为学著作买来学习，并且复制了我所能找到的徐先生及其课题组发表的论文反复研读。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效和有朝一日能更好地适应徐先生的专业研究，我的硕士论文在征得指导老师——王启康先生同意的前提下，并没有就心理学理论问题进行研究，而是就“煤矿工人的安全意识及其强化策略”进行了初步的实证研究，还尝试建立了数学模型。尽管当时答辩委员会专家一直认同我的研究，但是，现在想来实在优点幼稚。按常规而言，像我这种基础的人能成为当时中国管理心理学领域泰斗级专家——徐联仓先生的弟子，在中国科学院的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至今，我仍然弄不清楚：徐先生当时为什么能打破常规招我为他的弟子？作为晚辈，无以回报，唯有老实做人，扎实工作，积极进取，或许能慰藉徐先生的良苦用心。 

　　缘份，是一种可以传递的爱。不仅我与徐先生似乎前世有缘，更为可贵的是我女儿也与徐先生特有缘。为了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打拼负担轻一些，我在念博士二年级时就让留在岳父母身边的爱人要了孩子。1996年2月，女儿刚刚一岁就跟着我来到北京，租住在农民家里。因为害怕徐先生批评我有孩子影响学业，一直不敢带孩子去见他。但想到与其让别人去给徐先生说我的事，还不如自己带着孩子当面向徐先生“请罪”。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我带着我爱人和女儿去见徐先生的那天，徐先生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像爷爷见到了孙女一样亲热，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在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家三口经常一块儿去拜望徐先生和季老师，每次都像祖孙三代一样，其乐融融。徐先生一直都是我女儿心中少有的几个值得尊敬的长辈。她经常给我提起：你应该向徐爷爷学习，学习他的做人，学习他的气质，学习他的敬业，学习他的境界。徐先生离世的那天，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上海上大学的女儿，她在电话里一下子就悲伤地哭了起来，并断断续续地说：“徐爷爷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只有执着的爱，才能为社会、为他人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从小就知道这样一句名言，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可又有几个人能明白其中的真正内涵呢？有的人一辈子可谓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境遇，亦可谓专业执着，勤奋有余，机关算尽，苦苦追求，可就是难得人生圆满。难道真的是上天不公？非也！热爱，不仅是喜欢，进而导致人们对某一事业的执着，从而做出常人无法企及的成就。实际上，在我看来，热爱，还有仁爱之心的意思。没有仁爱之心，不能置身所从事的事业之中，与所热爱的事业对话，从执着的事业本身来看问题，也是难有成就的。从其本质上来说，人不仅要有“小我”之爱，更需“大我”之爱。徐先生的一生经历及辉煌成就，给我们如何处理“小我”和“大我”的关系，做出了很好的人生解读，提供了无限的职业发展启迪。徐先生早年接受过良好教育，可在他无限美好的青春年华却遭遇“文化大革命”，自己钟爱的事业不得不终止，更是无法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奉献给自己挚爱的国家。可他并没有气馁、沮丧，乃至自暴自弃，而是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科学事业迎来春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时代，他敏锐地捕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诸如社会价值观、领导行为、风险行为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如果没有“大我”支撑的“大爱”，何以能如此。当然，一个弃“小我”，存“大我”的人，对周边的人与事也是包容的，仁爱的，试想徐先生何时批评过他人？这是我在处事做人，特别是在从事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十分渴望而又难以企及的一种人生境界。 

　　博士毕业已经19年的我，到国家部委和地方都工作过，也从事过10多个不同岗位的工作。在旁人看来，如今的我也算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虽然我没有继承徐先生的衣钵，从事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但是，如果没有徐先生的言传身教，如果没有在他身边接受过严格的实证研究训练，我想，我是会失去人生努力方向的，也是会缺乏坚忍弘毅的品质的，更是会丧失从事不同工作的自信的。 

　　徐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在心理学领域，特别是在工业管理心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已经在中国的发展、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文明进程中得到了体现，并一定会在年轻一辈的继续努力中得到开拓。这或许就是诸如徐先生般大师级专家学者在中国的真正追求所在吧。我想，九泉之下的徐先生也会因此而感到欣慰的。 

　　我相信，徐先生并没有走远，一定能听到我们对他的呼喊和思念！ 

　　（林泽炎，1993年9月—1996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师从徐联仓先生攻读工业管理心理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任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