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师担任过心理所的所长，又是国内外知名的心理学大家，可他从来没有什么架子，也从不提什么特殊要求。徐老师参加学术会议，也是和我们一样，住普通的宾馆，与他人合住一间。我就两次跟徐老师同住过同一间标准间。那时可没有什么“八项规定”，徐老师也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他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徐老师儒雅的学者风度为众人所钦羡。他每到一处，身边总是很快便围上许多青年学者，向他请教，要求合影。徐老师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真成活菩萨了！司马迁说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长期在徐老师身边，徐老师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感染着我、教育着我。 

　　陈龙同志是徐老师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也是我们的大师兄。在我们中间，他总是称呼徐老师“徐大爷”，或者承前省略为“大爷”。这种称呼在我们课题组迅速传播开来。我们背地里这么叫徐老师，徐老师知道吗？肯定知道！我们并没有刻意瞒着他。不过徐老师从没有过任何表示。是嗔怪，还是高兴？我不知道。我认为，这样称呼徐老师，虽然略带戏谑，但更多表达的是敬意——敬徐老师平等待人的人品和平易近人的风范。这总比有些人没当官时捧官、当了官后要人捧着强多了吧，也比如今很多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叫成“老板”强多了吧。 

　　徐老师跟我们在一起，除了探讨问题，指导工作外，有时也闲聊。我们主要谈论身边事或社会见闻，徐老师总是饶有兴趣地听着，略作点评。徐老师兴致所至，也会讲些自己经历过的事。在我看来，徐老师的这些经历，参与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浪潮，使我们对逐渐远去的历史增加了几分直观感受。徐老师讲到，“文革”初起，心理学就受到政治批判，心理所停办。身为科研业务处处长的徐老师四处奔走，寻找接收心理所图书和实验设备的单位。可以想见，当时中科院各个单位都卷入了“文革”狂潮中，自顾不暇，哪还顾得上这些事。徐老师找到进驻中科院的军代表迟浩田同志。迟浩田同志听取了徐老师说明的情况后，果断要求院图书馆接管心理所的图书，仪器设备则送到了上海生理所，这才保住了心理所后来复所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我也经历过“文革”的动乱年代，能够想象到徐老师当时的处境。同时，我对后来担任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迟浩田同志在动乱中敢于担当的精神，也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徐老师的行为是代表心理所的，但是在那个动乱年代能办成这件事，徐老师的功绩就应该载入心理所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