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徐联仓先生逝世,我止不住内心的悲痛，不知道如何表达对徐联仓先生的怀念与感激。徐联仓先生对我本人的关心与支持以及对中国心理学建设的关切与推动在我脑海中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日。 

　　36年前,中国心理学会于1979年11月在天津市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学术年会,当时提交大会的论文并不多，而我基于文革期间坚持开展的心理学研究,一人提交了5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论文叫《品德不良中学生心理学的研究》,这篇论文是基于我对雅宝路中学和三道街学校一百位品德不良的学生进行了长时间追踪（最长的追踪了10年，最少的也有4年）后而写出的。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的徐联仓先生在学术年会上看到这篇论文后,认为非常有价值，将这篇论文交给当时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同志。当时，彭真同志对青少年的违法犯罪问题非常重视，他在一次会上提到了这个问题，要求进行科学研究。徐联仓先生把我的这篇文章交给彭真同志后。彭真同志十分重视，约好于1980年1月的某一天要听取我的汇报。因为彭真同志和他夫人张洁清同志临时要去南方视察工作，就委托最高法院院长杨秀峰同志到会。汇报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那天，徐联仓先生陪着诚惶诚恐的我来到人民大会堂，杨院长还一起带来了胡绳同志（后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及一系列法学专家，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北京市宣传部、北京市教育局等相关领导都到了会场，我认认真真地向他们汇报了我对品德不良中学生，也就是违法犯罪的青少年犯罪过程的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也受到了报刊的宣传。没有想到，1980年1月，我的这场报告成为我成名的开始。 

　　后来有人评价说，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可是徐联仓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悲壮的默默无闻的过程中，可我却在心理学的土地上悄悄耕耘，因此这件事情并不是偶然现象，我之后的职业发展道路是必然的，徐联仓先生给我的推荐与认可让我终生难忘 

　　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徐联仓先生当年对我的推荐之恩及之后对我的各种帮助与支持，在我个人口述史和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对我的专访中，我都提到了这段往事，今天再次讲述这段往事，以表达我对徐先生的怀念与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