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84年间，时任北师大心理系主任的张厚粲教授特邀徐联仓和凌文铨两位老师给81级同学开课。我们82级学生觉得这个机会难得全都跑去好奇地旁听。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徐老师。也是第一次跟管理心理学相遇。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世界，内容深入丰富，风格也迥然不同。徐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嘴唇特别薄，且从嘴角透露出一种刚毅。我记得他说到“徐”字的时候，舌头是朝反方向卷的，发出音来很象外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徐老师曾经在苏联留学）。徐老师用的讲稿，大都奇怪地写在稿纸的背面，而且从不装订。讲演的时候，一页谈完翻到另一侧，叠放整齐。 

　　我至今还能记得他谈到行为科学在中国的产生，是跟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一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有关。会上，孙友渔副部长做了一个相关报告令大家顿开茅塞。于是，会议修改日程，让他继续讲了两天。此后，在多人倡议下成立了中国行为科学学会。而中科院心理所的502室（大概他们就是这个室的工作人员），曾经就PM理论等展开了许多研究。我记得他在提到“三隅二不二”这个名字的时候，教室中一阵哄笑，但他却不露声色。 

　　徐老师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把许多亲历的故事穿插在理论陈述之间，使理论特别易懂易记。大学毕业之后我当了21年组织行为学教师，讲课中的许多例子，其实还是最初从徐老师那里听来的。例如，丰田公司的社训是“天地人知仁勇”，前者来源于孟子，后者可追溯到孔子。再如，日本有个公司到中国来办厂，其管理是从修理出一个干净的新厕所开始的。这些日本人认为，厕所能保持干净，人的好习惯就建立起来了。还有，唐山地震之前，科学院某部门研究了各种预兆并探讨是否应该发布一个短期预报，但因为双方争执太久遂决定推迟一天决策。结果，当晚就发生了强震，24万人死于灾难……。所有这些用于阐明企业文化、行为改造或决策的例子，因为点缀得位置恰到好处，使听众感到震撼且终身难忘。 

　　我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到顾明远先生主持的教育管理学院，协助筹建北师大的教育管理学科。这期间，受领导的命令，我跟81级的师姐贾雷霞尝试把管理心理学运用到教育领域，写出了一些相应的教材和编辑了参考读物。后来褚宏启教授担任院长，让我组建一个中小学管理研究所。我本来很不乐意，因为觉得做人的工作很不擅长。但褚院长劝我说，这只是个学术领导，不用管行政和人事，我于是答应了下来。 

　　为了在建所的开始就引发大家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我想到要拜访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导师张兴教授，一个是徐老师。张兴是北京科技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是中国教育管理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而徐老是则是中国行为科学领域的顶级专家。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专门从本科班主任王新超老师那里找到了徐老在801楼的住址。徐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且痛快地答应说，他会参加我们的成立会并做一次专题讲座。 

　　我们的讲座在教育管理学院二楼最大的教室举行。徐老师在讲演中对我们建所表示了祝贺。在如何开展研究方面，他提出了许多殷切期望。我记得讲演中他提到，在苏联，教育学方向的许多博士论文，其实就是做某一个学科某一个小专题的某种教学方法的效果（如十以内加减法该怎么教）。由于选题很小，能把相关的方向的里里外外做得很周详。“这样，其他人就可暂时不做这一块了。”我听了之后感到非常受用。我们这边的做法通常是，一个题目你也做我也做，都做得很疏松，涵盖不全。徐老师还讲了一个研究方法的亲历故事，他说曾经有个国外公司到他家里去四处拍照，说是为了研究“他这个层次的人都喜欢使用什么品牌的家用电器”。他要强调的是，照相也是有价值的研究方法。第二个故事后来我从比利时专家的一次讲演中也听到了，他们是给小学生发一次性相机，让他们拍摄学校中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的地方，用于研究学校管理的效果。两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都很大，毕竟教育管理学才刚刚兴起，有许多需要精进的地方。 

　　除了在教学上跟徐老师有交往，我还在教材编写上向徐老师学习。我特别喜欢徐老师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虽然会给理论一个靠前的重要位置，但在后面的章节里，他会把相关的最新科研成果甚至过程写入其间。记得有一本他参与的《管理心理学及其在医学中的应用》，粗看起来教材结构存在着问题，有一些中间数据也出现在里面。我估计多数管理者对这部分会跳过不看，但对我们这些从事科研的人来讲却看得很过瘾。后来我编写的《教育管理学基础》就试图模仿这个做法。有一次出版社让我给我的《领导心理学》找一个专家写推荐语，我立刻想到了徐老师。没想到他很热情地答应并全力支持了我。不但如此，他还把一本拟由两岸合作出版的《组织行为学》中领导的部分，交给我修改。很可惜，这本书最终也没有获得出版。 

　　由于我的本科班主任王新超教授常常跟我谈到徐联仓老师的为人为学，因此我也更多熟悉他敬佩他。这之间我去澳洲访问回来，还带给他一本最新的《组织行为学》供他讲课参考。徐老师也在我搬家到西三旗时高兴地来玩。我记得他对我那个复式房子很有兴趣，说将来孩子买房子也劝他们买复式的。那天他还带来了一幅在自己家里挂了很久的油画。我后来把这幅画放在了办公室供更多人观赏。可惜，最终画在搬迁中失落。 

　　我跟组织行为学的正式渊源终止于从教育管理学院调动到课程和教学研究院。我的工作也从教授和研究教育管理转向科学教育。三年前，我更是彻底放弃教育进入了文学院，把研究方向聚焦到了科幻文学。 

　　回顾在组织行为学领域中所做的21年的工作，我觉得徐联仓教授是一个重要的引路者。无论是为学术还是为管理，他总是给人坚实沉稳之感。对我们这些在基层从事相关领域教学和科研的人，这种稳健所传达的信赖，使我们有信心不断前进。徐老师对自己的学生非常爱护，这点我从他谈到学生的时候能清晰地感觉出来。但他绝没有门户的偏见。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对这个领域有热情，徐老师就会支持鼓励你。我记得有一年他跟北师大教育技术学院的安宝生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E. Edward Russo教授共同组织过一次行为决策工作坊。在工作坊上，徐老师曾经充满热情地赞誉了当时刚刚在清华大学从事管理教学和科研没多久的一位陈姓教师。这种毫无偏见只对学术成就的赞美，确实成为了青年学术工作者成长的强劲动力。 

　　在一段时间之后，徐老师托人把我从国外带给他的《组织行为学》教科书又送还给我，并说他非常感谢。同期，他还带给我一些相关材料。这本书本是我送他的礼物，但现在他却原书奉还。也许，这是在表达他的行为准则？给予的，不要回报；获得的，加倍返还。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徐联仓老师。 

2015/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