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所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影响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社会阶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早在100多年以前，社会科学家就指出，社会阶层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阶层会影响人们的审美偏好、语言、身体健康，幸福感。不仅如此，社会阶层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倾向，例如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是指人们有意而为的、对他人有益的行为，包括分享、合作、帮助、捐赠和安慰等。

　　有研究者提出，“拥有的越少，给予的越多”，即低社会阶层人（如，穷人）比高社会地位的个体（如，富人）会更亲社会。这一观点非常契合我们的直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吝啬的富人和友善的穷人的故事。《格林童话》中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天黑了，上帝错过了宿头，他请求在富人家里过夜，结果被富人赶跑了；然后，他来到了穷人家里，穷人热情的款待他，“虽然他们拿不出很多，可是他们会真心实意地用所有的东西招待他”。民间俗语“为富不仁”，也认为富人不友好。为什么穷人会更亲社会呢？社会心理学家Piff和Kraus等人认为，与高社会阶层的人相比，低社会阶层的人由于拥有更少的资源，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更加需要依赖他人，为此他们会更在意他人的需要，对他人更友好。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有研究者收集了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大规模样本，发现与低社会阶层的人相比，高社会阶层的人更有可能做一些慈善捐款、提供更高比例的家庭收入捐给慈善机构、更有可能去做志愿服务、更加乐于助人；在与陌生人互动的经济博弈中，他们更容易信任他人，也更值得他人信任。研究者认为，高社会阶层的人之所以更加亲社会，可能存在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他们对弱势群体具有更强的同情心，而同情心能促进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其次，他们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更愿意回馈社会和他人；最后，高社会阶层的人也可能会将亲社会行为作为自我提升或凸显自身优势地位的途径。上述观点与《孟子》的名言“达则兼济天下”，以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相印证。当今社会也不乏这样的实例。例如，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580亿美元财产尽数捐献，世界第二大富豪沃伦·巴菲特捐出其所持财富的85%，华人富商李嘉诚至今捐助逾数百亿港元。

　　那到底是富人更加亲社会还是穷人更加亲社会呢？以往研究结论不一。近期，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研究组的博士生匡仪与宁波大学心理学系汪祚军教授开展合作研究，探讨社会阶层如何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结果发现，亲社会行为不仅取决于实施者所处的社会阶层，也取决于亲社会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所处的社会阶层。

　　该研究基于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考察了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儿童的亲社会行为。通过两项实验对“中国的城乡二元化是否导致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主观知觉到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和“中国的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的问题展开研究。

　　实验1中，研究者分别在湖北农村的一所小学和浙江城市的一所小学对303名高年级学生（平均年龄11岁左右）进行调研。参与调研的学生独自完成一份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测量了儿童的主观社会阶层地位、亲社会行为，以及一些人口统计学信息（性别、年龄等）。

　　调查问卷采用改编的《麦克阿瑟主观社会阶层量表-青少年版》（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Youth Version; Goodman et al., 2001）和经典的独裁者博弈任务（Dictator Game, DG）分别测量儿童感知到的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社会地位（见图1）和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在《主观社会阶层量表》中，金字塔的越顶端，表明社会地位越高；在金字塔的越底端，表明社会地位越低。独裁者博弈任务分别让农村和城市儿童假想，他和一名农村儿童/城市儿童/陌生儿童中奖获得100元，现在由他来决定给自己分配多少元，给农村儿童/城市儿童/陌生儿童分配多少元？儿童分配给接受者的金额越大，说明其亲社会性越高。

图1 麦克阿瑟主观社会阶层量表-青少年版（改编版）

　　结果发现，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他们都认为城市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要高于农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见图2）。更重要的，无论是由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分配给农村儿童的金额均要高于分配给城市儿童和没有特定社会阶层的儿童的金额（见图3）。

图2 农村和城市儿童对农村人和城市人社会地位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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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农村和城市儿童分别给农村、城市、陌生儿童分配的金钱数

注：*** p < .001

　　实验2是在一次为期一周的公益夏令营中进行的现场研究。该夏令营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共同参加。这一实验旨在更为生态化的环境中重复验证实验1的结果，并考察经历一段时间的社会接触是否会影响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者分别在夏令营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对159名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测量其亲社会行为和人口统计学信息。

　　测量包括两种情境的独裁者游戏问题：一是要求儿童在自己和另一社会阶层的儿童之间分配100元人民币，愿意给自己留多少元，给对方分配多少元？二是要求儿童在自己和另一社会阶层的儿童之间分配10个笔记本，问儿童愿意给自己留多少本，给对方分配多少本？

　　在两种情境中均发现，不论是由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进行分配，他们给农村儿童分配的资源（金钱、笔记本）比给城市儿童分配的资源更多；且这一趋势在分配者为城市儿童时更为显著。为期一周的社会接触也并未影响上述结果。

图4 农村和城市儿童分别给农村和城市儿童分配的金钱数（左图）和笔记本数量（右图）

注：** p < .01, *** p < .001

　　综上所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会受其自身所处社会阶层以及对方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影响；因此，不能笼统地说高社会阶层的人更亲社会还是低社会阶层的人更亲社会。

　　该研究对于农村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生活（主要与城市儿童交往）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研究发现小学生对自身家庭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受到城乡二元化的影响，无论是农村儿童还是城里儿童都认为农村儿童的社会地位更低，如何消除农村儿童这种“低人一等”的主观感受是政府或教育管理部门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其次，农村儿童对其他农村儿童比对城市儿童更友好（分配更多资源），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有助于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学习中应对威胁情境，但可能不利于他们与城市儿童建立关系。幸运地是，在该研究中发现，城市儿童愿意帮助和善待来自农村的儿童。因此，增加双方的社会接触，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环境，可能会有助于城乡儿童互相理解，消除偏见，进而促进他们的融合。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论文信息：

　　Kuang, Y., Wang, F., & Wang, Z. J. (2020).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n’s Prosociality: A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Dual Urban–Rural Structur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19887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