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与博弈情境下的理性决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司马贺(Herbert A. Simon)指出，人是“有限理性”的。研究者们也屡屡发现，决策时人们常常会违背理性决策原则。例如，囚徒困境博弈中，知道对方竞争时，人们会选择竞争；知道对方合作时，人们仍会选择竞争，根据理性决策的“确定事件原则（the sure thing principle）”，在不知道对方是竞争还是合作时，人们应该依然选择竞争。然而，研究发现，在不知道对方是竞争还是合作的情况下，更多的人选择了合作，从而违背了“确定事件原则”这一理性的决策原则。对于确定事件原则被违背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是由于“不确定性”干扰了人们的序列思维（consequential reasoning），从而促进了合作。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现有关于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研究都只局限于纯获益情境。而最原始的囚徒困境问题是纯损失情境（损失矩阵——选择背叛判刑多少年、选择合作判刑多少年）。那么，在面临损失时，是否还存在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现象呢？研究者认为，由于受到损失规避的影响，与获益情境相比，损失情境下最好可能结果和最坏可能结果之间的差异更大。从而使得在损失情境下，当对方策略不明时，为了回避最坏可能结果，选择合作的人数会减少。

研究者通过4个实验进一步考察了囚徒困境中是否存在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现象及原因。结果发现，在获益的情况下，“确定事件原则”的确被违背，人们表现出非理性的决策行为；而在损失的情境中，“确定事件原则”并没有被违背，人们表现出理性决策行为。研究者的解释是：强烈的损失厌恶感以及希望规避损失的强烈愿望降低了“不确定性”对于序列思维的干扰。

虽然由原始囚徒困境衍生出来的不同变式（获益矩阵或混合矩阵）的各类研究已为博弈理论领域提供了最广泛使用的研究范式，然而对于原始囚徒困境是采用损失框架（判刑多少年）的这一基本事实，研究者们并未给与相应关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关于囚徒困境中获益和损失两种框架下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研究提示研究者们应关注原始囚徒困境本身，并重新审视以囚徒困境及各类变式为基础的系列研究所获得的研究结果。

该研究受李纾研究员主持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损失规避的性质探索”（70871110）和李岩梅副研究员主持的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合作决策中制裁与权力的影响:以资源困境为切入点” （70971127）的资助。研究论文已发表于《适应行为》（Adaptive Behavior）： Li, S., Wang, Z-J., Rao, L-L., & Li, Y.M. (2010). Is there a violation of Savage’s Sure-thing Principle in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Adaptive Behavior. 18, 377-385.

不过，上文所提到的理性是指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个体理性，并非社会理性。而所有人的个体理性决策则可能导致社会无理性的后果。比如，面对金融危机，投资者纷纷撤资以保全个人利益，从而致使金融危机扩大化的现象。因此，今后的研究有必要关注，面对损失的博弈情境下，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