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 CHEERS!
LOST? CHEERS UP!
What time is it? It’s a football time!
以上是Tiger Beer公司在英国足总杯期间播放的一则广告。赢了要饮酒，输了也要饮酒，这则广告似乎设计得很理想，因为无论输赢，Tiger Beer公司的啤酒都笃定有销路。这与数学家Savage提出的确定事件（sure-thing principle）原则不谋而合，该原则认为：如果决策者知道事件E会发生，会采取行动A；知道事件E不会发生，会采取行动A；以此观之，在不知道事件E是否发生的情况下，他也会采取行动A。然而，心理学家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则表明，决策者并非总是遵循这一原则。例如，Tversky和Shafir（1992）让被试假想自己刚刚玩了一个50%的可能赢$200，50%的可能输$100的游戏。结果发现，在知道自己赢了的情况下，很多人选择再玩一次同样的游戏；在知道自己输了的情况下，很多人也选择了再玩一次；然而，在不知道第一次是赢还是输的情况下，很多人却拒绝再玩一次。Tversky和Shafir(1992）把这一违背确定性原则的“不合理”现象称为分离效应(disjunction effect）。
Tversky和Shafir提出“基于理由的假设”（reasons-based account）和“思维惰性假设”（reluctance-to-think account）来解释分离效应。“基于理由的假设”认为，确定事件原则之所以被违背是因为不确定情境（不知道事件Ａ是否发生）中的理由冲突导致了决策者缺乏明确的采取行动的理由所致。例如，上述两阶段赌博游戏中，第一次赢了再玩一次的理由很明确——“即使第二次输了，总体来说还是赚了(leaves him ahead overall)”；第一次输了再玩一次的理由也很明确——“想扳回来(get out of the red)”；然而当第一次输赢不明时，不同理由之间的冲突则会导致决策者缺乏清晰明确的再玩一次的理由，所以大多数人选择不玩。然而，Shafir和Tversky(1992)在一次性2人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 dilemma game）情境中却用“思维惰性假设”（reluctance-to-think account）来解释分离效应。在此博弈中，得知对方背叛的情况下，97%的人选择背叛；得知对方合作的情况下，84%的人选择背叛；但在对方策略不明的情况下，只有63%的人选择背叛。“思维惰性假设”认为，在已知对方合作/背叛的情况下，选择合作/背叛的结果一目了然，背叛的获益明显大于合作的获益，因此绝大多数人选择背叛。而当对方策略不明时，由于决策者不能或者不愿沿着决策树的分支进行结果推理（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而只能停留在决策树的“节点上”，因而很多人选择了不利于自身的非优势策略（合作）。
为检验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原因，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研究员、博士生江程铭，宁波大学心理系汪祚军博士以及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心理学教授John C. Dunn等人通过设置或选取不同问题情境，间接或直接考察被试的决策理由来对上述两种备择假说进行检验。例如，在2005年荷兰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和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研究人员询问现场观球的被试：在知道自己支持的球队赢了/输了/不确定是赢了还是输了的情况下，多大程度上愿意购买某一品牌的“啤酒”或“矿泉水”？根据“基于理由的假设”，在被询问是否购买“啤酒”时，应该会出现分离效应。因为此种情境中，在已知自己支持的球队赢了或输了的条件下被试都有明确的理由买酒喝（赢球，庆祝一下；输球，借酒解愁！），而输赢未知时，被试则缺乏明确的买酒喝的理由，从而导致分离效应的产生。反之，“矿泉水情境”中则不应出现分离效应，因为无论是在知道自己支持的球队赢了/输了，还是输赢未知时，被试均具有一致的买矿泉水喝的理由（解渴）——不存在由于理由冲突而导致不确定条件下缺乏买水喝的理由的情况。另一方面，根据“思维惰性假设”，无论是买啤酒还是买矿泉水的情境中均应出现分离效应。因为在不确定（输赢未知）条件下，被试会因不愿意沿着决策树的分支进行思考（意即思考球队赢了自己会怎样做；输了，又会怎样做），从而相比两种确定条件下，更倾向于不买啤酒或矿泉水。
上述球赛情境和其它决策情境的实验结果均表明，在不存在理由冲突的决策情境（例如，矿泉水情境）中，分离效应减少了。这些研究结果支持“基于理由的假设”而与“思维惰性假设”不符。该研究结果与汪祚军、李纾和江程铭等人近期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上的一篇探讨“
分离情境下的情绪反应”的文章相印证，在这一文章中，作者发现一“情绪版分离效应”，并指出，基于“基于理由的假设”可能是行为领域和情绪领域分离效应的更深层次解释。”的文章相印证，在这一文章中，作者发现一“情绪版分离效应”，并指出，基于“基于理由的假设”可能是行为领域和情绪领域分离效应的更深层次解释。
此外，李纾等人在研究中还比较了检测分离效应的“基于群体”和“基于个体”的方法，结果发现，基于个体的检验方法比“基于群体”的检验方法更为敏感。该研究为深入理解分离效应的产生机制以及有效检测分离效应提供了理论借鉴。
该研究部分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1CB711002)、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KSCX2-YW-R-13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32003; 70871110)以及中国科学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项目（2010T1S15）资助。成果已在线发表于《信息科学》期刊（Q1 in Computer Science Applications, Information Systems,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nagement）: Li, S., Jiang, C-M, Dunn, J. C., & Wang, Z-J. (on line).
A test of “reason-based” and “reluctance-to-think” accounts of the disjunction effect.
Information 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