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面子”是一个颇具文化特色的心理概念。中国人对下面一些场景绝不陌生:场景A:请客吃饭,一定要显得慷慨热情,筵席曲终人散时桌上一定还要剩一些酒菜,否则若是碗碟朝天空空如也,即使大家都已酒足饭饱,主客双方却都会感到有些没面子——前者因没能成为更慷慨周到、过度款待的东道主而觉得没面子,后者因没能成为受到过度款待的座上宾而觉得没面子。本来一场愉快的吃请筵席,结束时双方却都留下一丝尴尬。
场景B:子女不懂事,没礼貌,越是来了客人越表现得痴憨顽劣、缺乏教养,俗称“人来疯”。此时的父母常常会觉得颜面扫地,门楣无光。倘若客人家的孩子偏巧是个聪明乖巧人见人爱的“小大人儿”,客人在表现出一副宽容姿态的同时,还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得意和自豪,而“坏”孩子的父母往往被对方高姿态的宽容和自鸣得意所刺伤,感到自己的孩子相形见绌,恨不能好好惩戒他一番。
场景C:孩子上了中学、大学之后,反过来嫌父母“老土”、没文化没层次,外貌衣着太寒碜,言谈举止太俗气,让朋友知道了会令他“抬不起头来”。所以拒绝父母去学校看望他,头疼开家长会的时刻,拒绝与父母一同出门逛街,如果万不得已一同出门,也要离得八丈远,老远见到熟人绕路走开。
上述场景中的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地感到一种窘迫、尴尬、难堪、丢脸、没面子的感觉,有时是因为自己做事不够恰当、漂亮,有时是因为和自己密切相关的人表现得不得体。这些事情都不大,上升不到道德的高度,没什么绝对的是非对错,但面子对中国人的困扰,似乎比道德和良心的困扰更多。这些涉及到面子的生活事件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事件都涉及到他人的在场,换句话说,“没面子”的感觉来自于我们想象中的他人对此的评价,我们猜测别人会因此嘲笑、轻视、看不起我们,因此我们才觉得羞愧难当。这就是中国人“面子文化”的核心。
“面子文化”并非只有负面影响。它经由羞耻感作为中介,对规范人的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春秋时代起,管子便提倡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是指纲维,也就是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由此可以看出,羞耻心是道德教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羞耻感是如何起到道德教化作用的呢?在中国,从孩子两岁左右起,大多数父母都开始自发地引入他人评价,通过引起孩子的羞耻感来规范和塑造行为。例如,当小孩子在人前表现出不恰当的行为时,母亲会说,“你看看,你都这么大了还要妈妈抱着走,别人会笑话你”,“你看那个小弟弟都不要吃妈妈的奶,你还要吃,小弟弟笑话你了”,等等。这种方法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都是有效的,他们从父母那里接受到羞耻的信息,传染上羞耻的感受,从一个个自我中心、任性而为的小家伙,逐渐了解到他人对自己的期待,明白了是非对错,为了避免再度体验到羞耻,他们会慢慢减少错误的行为,更多地按照成人认可的方式去行动,终将从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
中国人是一个生活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社会,家庭和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也更重视他人对自身以及家庭成员的评价。面子文化在中国社会环境中具有一定适应性。因此在俗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家丑不可外扬”、“打肿脸充胖子”(因为在过去只有富裕的人家才可能出现红光满面的胖子)等诸多于面子有关的词句。然而还有另外一句话,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过度执著于面子的人,会只关注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其实人人都在过自己的日子,未必有空关注你),而忽略了自身的感受和需要,为面子所累,难怪要“活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