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心理所联合中国心理学会共同组织了“恰同学少年——老一辈心理学家的青春岁月图片档案展”，展览展现了多位老一辈心理学家在青年时代爱国、创新、奉献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中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本文节选自展览“创业之志”部分。
青年时期的陈立（1938年）
陈立（1902-2004），湖南平江人，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0年留学英国，1933年获伦敦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 。1935年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合聘的工业心理研究员。1939年起，任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浙江师范学院院长、杭州大学校长、名誉校长。曾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筹委会委员和中国心理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常务理事、第三届、第四届副理事长，第三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02年7月，陈立出生于湖南平江更鼓台，幼年时家庭贫困，小学毕业时以七省联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武汉博文书院，获得了免学杂费、生活费的学习资格。求学期间，他担任学生会主席、湖南旅鄂同学会会长，经常参加具有革命倾向的宣传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组织同学上街请愿，还与当时在武汉的进步学生利用报刊宣传倡导科学，曾兼职《大汉报》副刊主编，介绍新思潮。同时，陈立还担任长沙《湘报》的特约通讯员，在该报上连续发表了《科学概论》的译稿。1924年，陈立高中毕业后，在博文书院任助教，随后前往上海沪江大学求学，毕业后回到博文书院（已更名为博文中学）担任数理化教员兼教务主任。
1930年，陈立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英国资格，被推荐到伦敦大学心理学家斯皮尔曼教授门下攻读心理学。他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进入实验研究阶段。1932年12月，陈立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在格式塔心理学大师科勒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后因纳粹分子猖獗，科勒本人去往美国而导致研究告终，陈立也因此毅然舍弃尚有两年的博士后公费资助，决心回国。
1935年陈立在北京
1935年回国后，陈立就一心想把中国的工业心理学搞上去。面对工业落后，民族灾难深重、物质条件困难的时局，他没有却步。为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他在北京南口机车厂、江苏南通大生纱厂开展劳动环境与生产效率关系的研究，并筹建疲劳研究实验室。这一时期，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的合聘的工业心理研究员。他教学、写书、建设实验室、奔走于各工厂开展调查研究，使工业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得到初步开展。
1935年，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工作期间，陈立在既无图书参考，也无助手帮助的情况下，埋头3个月撰写出《工业心理学概观》，这是中国第一部工业心理学专著，成为了我国的工业心理学乃至应用心理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书的末尾，陈立充满信心地号召国人：“中国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是瞠乎后人极远，如今得迎头赶上。在这产业第二次革命（机械工业的人化）正是我们赶上人家的机会。……所以工业心理学所希望于国人者甚大。希望整个的产业界都加入这产业的大革命中以确立我国工业化的基础。”
1936年，陈立曾参与中国心理学会的筹建，是正式发起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发表发起人通函的34人之一。
《中国心理学报》刊载的“中国心理学会发起人通函”（1936年）
发起人通函
我们觉得现在有重新组织心理学会的必要。
同志们在国内外曾发表过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曾先后为提倡心理学会的效用而努力。但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在国际上还没有达到相当的地位。心理学系在国内各大学中且有日趋没落之势，一般人对于心理学应用的价值更是漠不关心。我们的失败，正因为过去缺乏合作。社会上流行的成见，阻碍心理研究的发展，本是普遍的现象，在我国这样的情形尤见严重。我们更需要坚强的合作，来排除这个障碍。
过去心理学会的组织不幸都中途夭折。那是最可惜的。我们看到各种科学学会相继成立，自己不免觉得惭愧。心理学在科学中原是一个后辈，我们现在来开始进行，也还不晚，也许截长补短，能获得更健全的组织。
在一年前北平的同志们全体感到这个需要，经过几番慎重的讨论，拟了一个会章草案，征求京、沪、杭、广等地同志们的意见，一致表示同意，而且踊跃地给予很多的修正。这一次寄上的会章可以说是修正的定案。现在不能再迟延了！让我们各尽其责，用热心和毅力，共同奠定中国心理学会的基础，发扬中国的心理学。
如蒙赞同，愿加入合作，请于12月10日前答复，信寄北平、清华、师范与燕京四个心理学实验室转。关于会务进行事项，当再随时奉达。此请教安。
1937年七七事件爆发后，陈立来到位于湖南南岳的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任教，此时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也迁址于此。年底时，西南联大迁往昆明，陈立则随心理所迁往桂林。
陈立1936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精神分析与儿童教育”
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中陈立的介绍
1939年，陈立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借聘到浙江大学教育系从事教育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南迁途中，他不失时机地考察中国教育的现状，在1940年到1947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有关教育改革的论文20余篇。为使中国心理学研究能更快地开展与普及，这段时间里，陈立也曾先后两次去中山大学研究院讲学，开展心理测验研究及实践工作。
资料及部分照片选自浙江大学出版社《陈立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史》，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潘菽图书馆对资料收集提供了支持，特此向编撰者和资料提供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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