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所研究考察疫情期间恐惧情绪和集体主义如何影响公众的防疫倾向

　　新冠疫情致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经济甚至社会秩序等陷入困境。尽管全球都在呼吁民众采取防疫措施，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民众在防疫表现上却相去甚远。

　　研究发现，尽管新冠疫情让人们普遍感到恐惧，但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防疫行为差异依旧存在。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在面对危险时自发产生的基本情绪，恐惧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人们在疫情期间的巨大防疫行为差异。基于对疫情期间社会现象的观察，并结合文化心理学的观点，引入文化价值观变量有助于理解上述现象背后的机制。

　　病原体流行假说认为，与个体主义相比，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由于更加强调内群性（inner-group）和群体保护行为（ingroup vigilance），因此有利于在疫病盛行时期保护个体免受外来病原体的感染，进而遏制疾病的传播。鉴于此，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朱廷劭研究组以社交媒体为研究工具，考察了疫情期间民众恐惧心理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其防疫倾向的联合影响。

　　该研究基于疫情期间的108,914名新浪微博活跃用户，运用生态化识别技术计算出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份在2020年1月11日~2月21日期间的恐惧情绪、集体主义和防疫倾向指数（图1），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考察了恐惧情绪和集体主义对民众防疫倾向的联合影响。结果发现，民众的恐惧情绪和集体主义均能正向预测其防疫倾向，且二者存在交互作用。

图1 数据采集及心理指标计算流程

　　进一步的 Johnson-Neyman 法检验显示，民众的恐惧情绪和集体主义得分在联合预测其防疫倾向时表现为相互阻抗、相互削弱，即民众的恐惧情绪越多，其集体主义得分对防疫倾向的正向预测作用就越小；反之，其集体主义得分越高，恐惧情绪对防疫倾向的积极作用也就越弱。值得注意的是，当民众的集体主义得分超过一定数值时，其恐惧情绪开始反作用于防疫倾向。

　　研究者由此推测，恐惧情绪和集体主义对防疫倾向的交互作用应结合病原体流行假说和认知资源理论的观点来解释。集体主义使人们获得了更高的心理保护效能，从而在疫情发生后缓冲了恐惧情绪对民众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民众在抵御恐惧等负面心理时，可能动用了大量的包括文化价值观在内的心理认知资源，因而恐惧情绪抵消了集体主义对防疫倾向的部分作用。此外，在集体主义倾向较大的地区和人群中，由于较高的心理保护效能，人们可能并不会因恐惧而更多地采取防疫行为，与之相反，此时恐惧情绪的增加只会更多地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从而降低人们的防疫表现。

　　该研究首次证实了文化因素与情绪因素在流行病防护中的联合作用，对于当下乃至此后的疫情防控类工作具有一定启示。例如在倡导民众采取防疫措施方面，“佩戴口罩能够使您免于感染”（非恐惧诱导-个体主义式宣传）可能是比“不戴口罩会增加您的感染风险”（恐惧诱导-个体主义式宣传）更有效的沟通策略；而“佩戴口罩能够使您和您的家人免于感染”（非恐惧诱导-集体主义式宣传）则可能是比“佩戴口罩能够使您免于感染”（非恐惧诱导-个体主义式宣传）更为有效的沟通策略。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BMC Public Health：

　　Feng, H., Huimin, D., Zeyu, L., Peijing, W., Meng, Z., Ang, L., & Tingshao, Z. (2020, 2020/10/10). BMC Public Health.

　　https://doi.org/10.21203/rs.3.rs-46035/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