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所研究揭示宗族制度与当代集体主义的跨层次关联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是解释个体行为和地区文化差异的重要维度。已有研究多从气候、人口密度、稻作方式、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等自然与社会生态条件解释其形成与变化，但对历史社会制度与文化取向之间关系的关注有限。中国历史上的宗族制度曾参与地方治理、资源互助和行为规范，其地区差异与当代集体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稳定关联，以及这一关联能否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数据中得到一致支持，尚缺少系统的量化检验。

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朱廷劭研究组开展了一项研究，收集了6700名参与者的问卷、60余万名微博用户的语言数据，以及816个区县的历史和人口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从个体、城市和区县三个层面考察宗族制度与当代文化取向的关系。研究将宗族制度作为一种曾经参与地方治理、资源互助和规范执行的社会制度，分析其地区差异与当代集体主义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历史政治地理在其中的作用。

在个体层面，研究调查了来自17个省份的6700名参与者，根据居住村落是否设有宗祠、家庭是否保存族谱、个人参与祭祖活动的频率等指标，构建“中国宗族制度参与指数”。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因素后，该指数与集体主义显著正相关，即：个体宗族参与和集体主义倾向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

图1. 17个省份参与者集体主义水平的分布

在城市层面，研究使用新浪微博数据和心理语言分析词典，分析了2011年194个城市31.4万名用户和2012年195个城市29.3万名用户的语言表达。姓氏集中度、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用于反映地区宗族制度特征，分析同时控制了经济发展、人口密度、水稻种植比例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结果显示，姓氏集中度和生育率在2011年和2012年均与集体主义语言表达比例显著正相关。

中国历史上的宗族组织曾经承担地方治理、纠纷调解、资源互助、仪式组织和行为规范等功能。研究团队据此推断，历史上中央行政力量相对较难到达的地区，可能更依赖宗族组织维持地方秩序，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较强的宗族制度。

在区县层面，研究整合了816个区县的人口普查、统计年鉴和历史地理数据，以到北京的道路距离近似反映地方与明清时期政治中心之间的可达性，并结合宗族制度代理指标和家庭结构指标进行分析。中介分析共检验10条中介路径，其中6条呈现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显示，地区与北京的道路距离越远，宗族制度代理指标越强；宗族制度强度与地区集体主义水平正相关、与地区个体主义水平负相关。在纳入气候、人口密度、经济发展和水稻种植比例等因素后，上述关系仍然显著。

图2. 宗族制度代理指标与家庭结构指标之间的双变量关系。FS为家庭规模，P_TGF为三代同堂家庭比例，P_PLA为独居人口比例，DR为离婚率

图3. 宗族制度、政治中心距离与文化取向的结构方程模型。FS为家庭规模，P_TGF为三代同堂家庭比例，PNAP为非农业人口比例，DR为离婚率

该研究将个体宗族参与、城市日常语言和区县历史政治地理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不同层次、不同测量方式下的结果相互印证。研究提示，解释中国地区文化差异时，除当前的经济、人口和生态条件外，还需考虑历史社会制度。宗族制度在地方治理、资源互助、亲属义务和规范执行中形成的地区差异，为理解当代集体主义的地区分布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分析视角。

该研究得到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IS23088）的支持。

结果成果已在线发表于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国科大前沿交叉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纪馨玉和心理所硕士研究生柳泽宇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朱廷劭研究员为通讯作者。

论文信息：Ji, X., Liu, Z., & Zhu, T. (2026). Clan ties, collective minds: the persistent impact of Chinese kinship structures on modern collectivis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13, 724.https://doi.org/10.1057/s41599-026-070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