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媒体先后报导了几起博士或博士生自杀身亡的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评论。这些评论主要表达了两种声音。一是困惑，这些学业有成、前程似锦的年轻人，究竟为什么“想不开”，不顾父母和家庭而选择这样一条绝路？另外一种声音则表达了更多的责难，自杀者往往被看作是懦弱、不负责任且意志薄弱的。这些现象和评论，无论其源自关怀还是苛责，都引发了对于高学历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普遍关注。
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研究生比一般人群更容易自杀。我国自杀率高于十万分之二十；而我国在读研究生人数在五十万以上。但是，因为媒体导向的缘故，如果出现问题的个体是大学生或者研究生的时候，往往就会得到更广泛关注。这种媒体所引发的效应就像是对于飞机失事的报导一样——飞机失事所引起的死亡率远远小于火车、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因事故所引发的死亡，但媒体的报导和宣传却令很多人感到乘坐飞机是更危险的。高学历所引起的媒体效应，本身也是学历歧视的一种体现。实际上，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受遗传、个体特质、家庭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多重影响，而与学历并没有什么关系。将心理健康问题归因为学历，可能将问题过于简单化，并不利于提供真正有效的心理咨询和辅导。
但是，具有如下一些特点的高学历人员，特别是在校研究生，可能会面临较多压力，而更容易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
首先，从读研的动机来说，有部分研究生的动机比较盲目。对他们来说，考研或保研，似乎只是在当前就业形势不好的局面下，一种暂时性的缓解办法。这种将读研作为逃避社会和工作压力的方式，在无意识的层面很可能是为了推迟自己成为成人的时间。因为可以继续留在学校内，保持自己的学生身份，不必承担同龄成人应该承担的任务。有部分在校研究生在经济方面仍然不能独立，需要依靠家庭的支持。这种选择可能具有建设性的一方面，因为读研阶段可能不仅能够提供心理上的缓冲期，也可以为毕业之后步入社会提供更多的知识、能力以及经验等多方面储备。然而，另一方面，因为逃避工作而读研，势必会造成其他方面的压力。例如，因经济方面不能自给自足而带来的现实或心理压力，未来的毕业和就业等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与其他同龄人相比较时所引发的压力。毕竟，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独立工作、组建家庭等，都是心理需求的一部分，并且具有一定的社会时间表。如果个体完成这些人生大事的时间显著滞后于一般社会时间，常常会带来焦虑和压力，甚至产生对自身能力的怀疑。
其次，部分研究生可能对个人的成功和自身表现方面有过高要求。这种追求外在完美的特点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往往较早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所以，这些人可能在中学、甚至小学，就是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优秀的孩子。这可能源自于家庭的要求或期待，也可能源于他们早年的生活经历。他们对自身要求很高，看重他人评价，希望在他人眼中自己方方面面都很完美。这样的要求和期待可能会让他们在学业、事业、人际方面都取得相当的成功，但其代价却是忽略了真实自我的内心感受和需求，无法从外在的成功中享受到快乐和喜悦，而只能感到诸多压力无从排解。
总之，高学历群体虽然并不是一个问题群体，但其所面临的特殊压力及其心理健康状况确实值得关注。对研究生群体的心理支持不应仅限于对有问题和困扰的个体进行个体治疗，更应关注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在美国，早有专家提出：没有受过心理学教育的人，不算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在我国，心理学的课程在绝大多数高校的本科生教育中仍然只作为公共选修课（甚至还不能够满足），而不是被设置为必修课。部分本科毕业生，在自身理解、人际技能以及择业方面仍然较为空白，这种盲目性令其之后无论是进入社会还是继续留在学校，都会遇到一定困难。甚至部分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仍然发现自己所学专业与自己的特质、兴趣和能力都不相符合，产生很大的冲突。实际上，生涯发展的教育和指导工作应该是在大学阶段、甚至是中学阶段就进行的基本工作。这需要心理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和努力。国家当前将教育作为一种产业，鼓励读研、读博，但是在相应的教育和指导方面仍然没有跟上力度。个体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读研还是就业，不应盲从，否则可能在就读阶段给自己带来更多困扰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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